而《周易》则是专门讲人事、论卦爻的有、象，但是至理、太极、一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在有中间。
[[3]] 全祖望：《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鲒埼亭集外篇》卷四五。尤其是天台宗、禅宗更在长江流域获得充分的发展。
从书院建置的数量统计上明显发现，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书院建置数量，一直在全国是遥遥领先。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9]] 参见赵文润：《隋唐文化史》。他认为仁是一种境界，不能主要通过知识探求来获得。
他从四德未发之体讲到四端已发之用，又反过来从四端本然之情逆向论证本性之善。他将李侗当理而无私心的法则义与他自己的生机义统合起来，这就将心形上化而为天心天地之心了。从性而非理讲起，本身也显示出朱熹晚期不止注重从未发之体讲仁，更注重从已发之用讲仁。[10]《朱子全书》(修订本)，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进入专题： 朱熹 仁论 。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
他立足广义的宇宙论，指出从数与德上看，人心都类于天地自然之心。概而言之，在朱熹心目中，以爱之理与心之德解仁具有不同的意义，且两者的意义具有关联性。从文献来看，李侗较为注重从价值论解仁，具体表现为他注重从心与理即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的关联性来释仁，而朱熹早期则留意将仁的价值论与气机流行的存在论关联起来诠释。另外，朱熹实际上也认为，爱之理也必然地展现为心之德。
孟子将孔子讲的统摄性的仁分析为仁义礼智四德。他遵循程子专言与偏言的说法引申出，偏言之，则仁为爱之理。朱熹对在存在论上讲说仁的兴趣还体现在，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一样，均应作已发看。……仁之为义，偏言之则曰爱之理……专言之则曰心之德……其实爱之理所以为心之德，是以圣门之学，必以求仁为要。
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不待遍举而该。二字须要体认得极分明，方可下工夫。
[4]黄俊杰，2017年：《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同上，第2780页) 朱熹这里继续阐释了仁与智的关系。
……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而，说天地有心是可以的，说天地无心也是可以的。这样解释既契合朱熹要突出仁与义的对待，同时符合仁义礼智四德始终之序。他觉得只有体验和把握了儒学所讲的仁与心，才可以真正实践仁和发明心，或者说在此前提下其工夫实践才被灌注了真实的价值意义[10]《朱子全书》(修订本)，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进入专题： 朱熹 仁论 。陈荣捷认为：朱子说仁，实造我国思想史言仁之最高峰。
已发之仁，真诚恻怛，这一诚心与真情是恭敬、羞恶与是非之情的基础。[8]向世陵，2006年：《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湖南大学出版社。
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
概而言之，在朱熹心目中，以爱之理与心之德解仁具有不同的意义，且两者的意义具有关联性。……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备具。
他这里讲的体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是作为世界万事万物本源性的基础。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仁兼四端者，都是这些生意流行。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
这一环也可以在其以仁学为视域的哲学建构的意义上来理解。朱熹认为仁兼四端是兼体用而言之，这是天地生生之仁理流行敷施的过程。
不惟如此，人超拔于万物的还在于人能够通过伦理行动存守其作为性理的仁德。他认为这也是仁包括得住义礼智的存在根源。
理与气实际上是朱熹哲学思想中对构成天地万物基本要素的概括，如他说：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这一基础自然地具有生发、主导万事万物的内在机能。
李侗是以理来解仁，当理是从正面看，无私心是从反面说。朱熹中期很长一段时间注重从万物生生之天地之心上诠释仁，即以宇宙固有的特性来论仁，其意义在于振奋道德主体践行自然美德。他说：四德之元，专言之，则全体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历史地看，朱熹仁论呈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逻辑进程，他早期较为注重从天地流行的内在机理来解释仁，将理学从天理释仁与宇宙存有、运化的深层机制关联起来。
若合而言之，人与仁之名亡，则浑是道理也。以此观之，朱熹这里从无形之性讲到有形之理，虽然实质相通，但其实呈现出一种由无到有的逻辑延展。
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李侗看来，合而言之的合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人的伦理行动的具体开展，此时作为具体概念的人与仁就弥合了边界，人所体验和把握到的是一种与道同体的天理境界。事后朱熹改定此讲义并寄给了询问此事的陈埴，这封《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可以视为朱熹晚年以仁学为视域的哲学建构的代表性文献。
其实朱熹并非认为天地有任何人格化的意志和目的，而是强调天地自然与人类伦常的秩序性，他对于天地自然的价值关照是描述性的，包含人在内的万物所具有的精神也正是或者说应当是这种赞助天地化育的属性。朱熹是在为人类的道德抉择安立一个坚实的宇宙本体论的牢固根基，故于《西铭解》中，他说：乾健坤顺，此天地之志，为气之帅，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者也。